今天换班，我从抢救室换到了急诊科病房。嘴上没说，心中暗自高兴，因为病房是一个很有规律的工作场所，不会有那么多的“意外事件”。
带着兴奋的心情，哼着小曲，随着电梯缓缓地降落，我走进了急诊科病房。我找到在病房轮转的住院医师们，一个一个地了解病人的情况。我的兴奋被住院医师们的“肃穆”抹杀了。当一个医生交到18床的病人时，大家都不说话了——这个病人正在和医生们打架，而且“极其不配合”，谁也不敢去看她。
我问道：“这是什么病人？”
答道：“重症肺炎，上呼吸机的，但是家属不让吸痰。”
吸痰是临床上一个“不得不”的操作。当病人有呼吸系统疾病或者因为其他原因无法自主排痰的时候，医生需要采用人工的方法帮助病人吸痰。吸痰这个操作，病人很难受，也有一定风险，但是，还是这句话，这是一个“不得不”的操作。
我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“家属就是不让，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。”
上了呼吸机的病人如果不吸痰，那就是“死路一条”，因为早晚病人的呼吸道会被痰堵死，病人将活活“憋死”。可是家属为什么不让吸痰哪？
凭借着会“沟通”的自信，以及教授的地位，我来到了18床的床边。
病人是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，有三个儿子。老太太因肺炎住院，因病情“恶化”，上了呼吸机。
我来到床前，和病人及其家属“套磁”，家属开始不冷不热的应付着。当我说给病人吸痰时，一个家属跳起来，说：“你别吸。”我问：“为什么不让吸痰？”他说：“没有为什么。”
世上哪有没有为什么的事情呀。我当时感觉很尴尬，也很沮丧——这是第一次病人直截了当地拒绝我。我感觉很没有面子。我还是不甘心，追问道：“不会没有为什么吧，能说给我听听嘛？我是刚来的。”
“去问你们大夫吧，别问我们。”
真的是太......了，当了这么多年医生，这真的是第一次。
我把管床医生叫来，以问究竟。医生说：“这个病人太不顺了，我们第一次给她吸痰，心率从90次/分上升到次/分，家属就害怕了，后来在吸痰的时候，呼吸停了，然后上了呼吸机，家属就不让吸痰了。”
问题找到了，我心里更是“搓火”。
第二天，我的第一次早交班没有在病房进行，而换到了急诊科示教室。我第一句话就是问我们所有的医生护士：“你们知道怎么吸痰吗？”
一次吸痰不能超过15秒钟，一次吸痰病人心率上升不能超过10次，一次吸痰血氧饱和度不能低于93%，最低不能低于90%。在场的很多人默然。我当即对所有的人进行了培训。
在医生护士这儿“发完火”了，还得“对付”病人呀，如果不吸痰，病人就“撂在”这儿了。
硬着头皮再次来到病人床前，和病人聊天，和家属套近乎。最后的话题还是吸痰。也许是我说的病人家属接受了，也许是我套磁起效了，也许被我的诚意打动了，家属最后答应：由我亲自吸痰。
这是一个进步，但也是我的“悲哀”，我被拴在这儿了，因为吸痰要一小时、两小时一次。
病人气道内的分泌物被吸出来了，病情开始好转，病人和家属开始认可。借此时机，我推荐了几个能够替代我吸痰的医生护士，把他们忽悠的“神乎其神”，比我“好多了”。家属又开始接受。
几天后，病人达到脱机的标准，顺利地脱下了呼吸机。然而，脱机很容易，最难的是拔出气管插管。因为如果病人病情顺利好转，拔出导管不会出现新的问题，那么就是皆大欢喜。但是如果病人呼吸无力，排痰无力还需要再次插管，家属会是什么反应？一定会暴跳如雷的！
所有这些，只能是我亲自完成了。经过两天的观察，病人情况“尚可”。我把三个兄弟找来，和他们详细谈了老人的预后的可能性，拔管的必要性和危险性。最后老大作主，说：“咱们听王大夫的吧。”我太激动了！！但我还是“得寸进尺”地说，你们能每个人都帮我签一个字认同吗？他们答应了。
这天，我应该在上午10点到北四环开一个重要的会议，但是因为和家属确定9点拔管，我只能请假。9点，在一切准备就绪，所有可能出现问题的防范措施到位以后，也在充分安慰老人之后，我帮助病人拔出了气管插管。其实，这个时候所有人都没有我紧张——老太太千万别出问题呀。
老天保佑，老人居然安然无恙。十二点，看到病人呼吸平稳，咳出了几口痰以后，我放心地去参加下午的会议了。
后来，病人出院了。
在出院时，老人对我说：“你很像我大儿子的一个同学（也是老人的干儿子）。”
唉，赶情帮助病人还要“卖身”的呀。无论如何，我把这个难以拔出的导管拔出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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